“黑白”晋商
一步《乔家大院》催热“晋商”文化游。可能到现在为止，“晋商”仅作为山西数百年“大院文化”的一块旅游招牌被挖掘出来。晋商兴起于明初，发展于明朝中后期，鼎盛于清朝。晋商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：一是对乡土关系的利用；一是善于利用当时政府的政策。
晋商的制度建设在当时已经很先进，晋商实行股份制，而且很早就已经意识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奋力，“东家”和“大掌柜”各司其职，还有“顶身股”，员工不用出钱，包吃包住，干得越长“奖金”越多，就是拿“干股”。这些激励制度在其他商帮里并不存在。晋商以地域关系为纽带，用乡不用亲。
另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山西票号跟清政府发生了紧密关系，代替政府收解银两、汇兑，而且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。正是因为对金融的控制，晋商才有了信誉，有了这种信用以后，商业规模快速膨胀。在当时的中国，几乎无人能敌。
面对文化创新和经济硬环境的双重制约，明清晋商衰落后，知道现在所谓的以煤老板为代表的新晋商之兴起，前后出现了百年的断层。在这百年的断层里，山西人偏于一隅，自娱自乐，沉静在小富即安的保守型生活中。
山西意图重新塑造山西商人的形象，但是外省人在山西炮制的“黑窑砖时间”一定程度损毁了山西商人的形象。新晋商的“现实之路”如何开拓？
中国式管理，人始终是核心要素。关于商道、人道长久，情动天下、关公在上。一扫《白银谷》阴霾，《乔家大院》终火，在基于乔致庸们那残存旧影的遥远回想中，不只山西商人的更多商业精英或得以重新拾捡记忆碎片。
诚心取利、以义制利是晋商的百年德行。迄今难解的谜团是，晋商风骨和已了然无踪、遗韵不再？晋商的勃兴与衰亡何以可解读为一种历史必然，必然之中彰显商道废黜难以接续的断裂伤痛。
“留住所想，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。”商道即人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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